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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专访| 我国古代俗文学研究呈现哪些新学术增长点?

中华诵手机网 2018-04-11 14:41:14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民歌、民谣、戏文、地方戏、弹词、宝卷……等俗文学类型占据着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近30年来,大量包含俗文学的新材料的发现,进一步拓宽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呈现了哪些新的学术增长点?就相关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伏俊琏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据您观察,在悠久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俗文学占据怎样的分量,俗文学是如何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生长”,相比于“雅文学”,俗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有着怎样的特点,在中国古代社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伏俊琏: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上的地位,我是这样理解的。文学起源于民间,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各种类型的文学,几乎都是从民间生成,经历了从俗到雅的过程。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说,就是文学的自觉。现在学术界讲文学的自觉,主要着眼于时间段,有魏晋说、西汉说、先秦说等。其实就“主体”来说,“自觉”主要是就文人阶层来说的,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混沌的理解,至今的农民和普通劳动者,还是处在文学不自觉的状态之中。就文人而言,对不同文体的自觉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屈原有《离骚》《九歌》等诗,“离骚”据汉代人解释,就是离忧,抒发忧愁的意思。《九歌》的《惜诵》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发愤抒情,这是对诗的特质最好的说明。屈原认为诗就是发愤抒情。这难道不是对诗的自觉吗?汉代刘向校录群书,把“诗赋”独立为一类,与“六艺”“诸子”相区分,这也是诗赋的自觉。但是像戏剧,根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研究,直到南宋才成熟,才为文人所自觉。

  正由于文学源于民间,而民间对文学始终处于混沌状态,所以相比于“雅文学”,民间俗文学的生成与传播总是伴随着各种民间仪式,如岁时祭祀仪式、人生礼程仪式、民间宗教仪式等。在这些仪式中,唱诵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唱诵的内容,主要是民间歌诀。民间文学,可以说都是活在各种仪式中。仪式是文化和文学的贮存器,从文学角度看,仪式的一次展演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事件”。

  文学起源于仪式,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源于劳动”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不是一般的劳动就能产生文学,而一定的仪式则是劳动的集中表现,比如庆祝丰收的仪式,感激或祈求神灵赐福的仪式,才能产生文学。《诗经》中有一首诗叫《生民》,这首诗写后稷诞生后,上天赐给他优良品种,遍地种上了黑黍和小米、糜子和高粱,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为了报答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他们把五谷的馨香奉献给上帝。于是隆重的祭祀形式就这样诞生了,高亢的祭歌正式唱起,伟大的文学因此诞生了。

  记者:从您研究的写本时代文学来看,雅、俗文学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对俗文学的发掘、研究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再发现与建构,提供了哪些启示?

  伏俊琏:您说得很对。在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下,俗文学常被忽略,或者被排斥。比如汉成帝时组织学术力量整理古书,著名学者刘向领衔主持,虽然他和他的儿子刘歆完成了《别录》《七略》这样划时代的著作,把“诗赋”单列一类,但却把大量的俗赋排除在外,后人只知道汉代就是大赋蔚为大国,一统天下。近几十年来的出土文献,像敦煌简、悬泉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尹湾简中都有俗赋发现,让我们认识到,汉代除了大赋之外,还有数量很多的民间俗赋。由于历代文人较少关注俗赋,传世文献很少载录俗赋,因而大量的俗赋未能保存下来。出土的俗赋虽然不是很多,但它如同我们在荒漠上探掘出了一口口泉水,我们从泉水的水压感受到其巨大的潜流,从汩汩的泉眼可以预测它的源远流长。而清代官修《四库全书》,不收小说、戏剧、俗曲等宋元以来盛行的俗文学,更是典型的例证。

  其实,俗文学和雅文学是相对,也是可以转化的。《诗经》中的“风诗”,就是西周到春秋早期的民歌,是俗文学,但由于它被较早的纳入周代礼乐的范围,由于孔子等一批教育家用它作为教材并赋予新的涵意,它就进入了“经”的领域而成最高雅的文化了。《楚辞》中的《九歌》本来是民间祭礼仪式的乐舞歌辞,由于屈原对其进行了修改,并配以“九歌”的乐曲,也就成了雅乐歌辞了。赋也一样,本来是民间讲诵的韵语形式,由于战国时期的侏儒俳优借用这种形式以娱乐游说诸侯,它便进入贵族行列,发展成为“深覆典雅”,最具文人化、贵族化的文学形式。

  不研究俗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就无法说清。比如前面提到的文学起源的问题。我们再借用郑振铎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的一段论述说明一下:“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是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么的?盛行于明清二代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明确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地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一个链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这关系是异常的重大。”

  对俗文学的发掘、研究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再发现与建构,提供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宋代以后,俗文学逐渐成了中国文学的主体,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作为重点关注的。宋以前,文学作品的载体以写本为主,先是简帛写本,后来是纸写本。这一时期俗文学作品的大部分是近百年新出土的,其文学史意义,学术界也讨论比较多,比如赋、小说、白话诗、讲唱文学等的起源问题,早期文学传播问题等,都是值得研究且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的学术问题。

  记者: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呈现了哪些新的学术增长点?您本人正在开展哪些相关的研究,对当前学界开展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有什么建议?

  伏俊琏:近数十年来,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确实成就了新的学术增长。比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了诸多简帛文献、写本文献、石刻文献,其中有不少可以算作文学文献或对研究文学史有重要价值。比中清华简、上博简中的一些材料对研究《诗经》和早期礼乐文化的意义,对研究战国时期赋的形态的意义,对研究早期散文的意义;北大简、水泉子汉简对研究汉代歌谣的意义;敦煌简、居延新简、悬泉简对研究通俗讲唱文学、书信文学等的意义;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及相关壁画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乐舞百戏、乐府诗歌的意义;六朝以来,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的墓志碑石的发现,对研究作家生平、社会风貌、民族交流的意义;新发现的明清以来的档案材料中也有不少俗文学的材料,像在浙江新昌新发现的清代调腔剧本,在散曲“风枪联缀体”中还能找到唐时“踏歌”和宋时“转踏”的遗响,对于古代戏曲、音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川师大万光治教授为首的民歌采风团队历时13年,足迹踏遍了西南和西北多个省区,其中采录四川民歌就近3100首,这些活态文献可以印证古人和西方学人的诸多说法,如“删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套语说”等,而且一些民歌反映的族群迁徙问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近20多年来,我本人主要从事敦煌写本文学的研究。敦煌文学写本的抄写时间大致是公元5到11世纪,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其特点。过去我们主要分体研究讲唱文学,如变文、讲经文、曲子词、俗赋,近年来,受西方写本学的影响,学术界开始关注写本文献的物质形态、结构细节、集结方式、传播类型等。这实质上是在新材料挖掘殆尽、传统研究模式后劲不足的前提下,针对新方法的一次主动探索,是从旧“显学”到新“显学”的过渡。

  如果说对当前学界开展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的建议,我提两点:第一,古代俗文学的研究要放在当时的文化情境中。俗文学往往是在一种文化仪式中生成传播着的,如果离开它生存的文化生态,而只着眼于文本,有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第二,对宋以前的俗文学的研究,要重视其原始写本的整体信息。因为早期写本中,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有时并不分得很清,文学作品和实用文往往抄在一起,如果我们只关注文学内容而忽视非文学内容,就会失去很多研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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